对于我们这些官员学员，反腐倡廉教育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使这堂课上得生动一些，以期取得更好的效果，学校请了一位退休老干部用现身说法给我们讲课。
这位老干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饺子店遇见的那位老者。我们这时才知道他的身份，他叫于水耕，是从省政法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别看他貌不惊人，牛着呢。
我半开玩笑对陶洁说，幸亏我们没有冒犯这位大人，要不然，我们就死定了。
在我想象中，这位书记大人无非也像那些老长征老干部那样，级别高文化不高，但于书记却让我刮目相看，这是一位级别高副省级理论水平也高的官员。
于书记并没有如期搞一个“现身说法”，虽然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解放军老战士的廉政事例多次见诸报端，虽然于书记是个人品和学问极佳的官员，一个女儿下嫁农村，两个儿子也没有封个一官半职，一个是文化局的一般干部，一个是供电部门监测科的普通技术人员。
于书记说的是另一个实例，是一个建设厅长落马的实例。
这个建设厅长因为受贿金额巨大，被纪委检察院查处，被判无期。他的“事迹”我们都知道，只不过知道的没有于书记知道的那么详尽。
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落马厅长的故事，而是于书记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和于书记闲聊的时候，于书记讲给我们听的。
于书记显然认出了我们，老熟人一样很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和陶洁还有几个同学很随意和于书记聊着天，于书记就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
于老头开口就说，“我有两个老婆。”他这个大实话，弄的我们大家一愣。
于老头说，他原是“四野”的，随军南下，留在这座城市。那时还是一个野战军某军部直属机关一个营职干部。渡江战役，总指就设在这座城市的一所民居，所处比较偏僻，却两次受到敌机的轰炸，后来搬了一处，又遭到疯狂的轰炸，所幸人员撤离及时，损失不大，但这样精确的轰炸，肯定是地面有人指挥，而且这个指挥天上的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很可能是打入我们内部的高级间谍，才对我们的情况那么熟悉。
于老头那时当然不是于老头，还是年轻小伙，很灵气的一个小伙，头脑灵活，又有点文化，懂无线电，更重要的是政治可靠，别看年纪轻轻，已有三年党龄，于水耕被军长指名道姓负责侦破总指被炸事件，负责挖出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还给了一个助手，本地人，姓潘，叫潘明华。
你们后生不知道战争的残酷，不知道一个隐藏在革命队伍的高级间谍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怎样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于老头说这番话时，神情严肃，比刚才给我们上课时还严肃。
我当时就下狠心下决心，不把这狗日的间谍挖出来，我于某人就誓不为人！
我整夜整夜不合眼，等待那幽灵一样的不明电波的出现，我分明感觉那家伙离我不远，似乎伸手可及，我甚至感觉得到他的呼吸，他的狞笑，但又毫无踪影。潘明华对我说，首长，也许这家伙被流弹什么的打死了。我说，凭我的直觉，这狗日的还活的好好地，什么时候，就跳出来祸害百姓，为非作歹。
七月八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那一天，敌机又在我们上空出现，颗颗炸弹准确无误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又是那个间谍的功劳。
如果这不算耻辱，那什么才算是耻辱？我甚至听到那狗日的得意的叫嚣：姓于的，来抓我啊，我就在这里！
我就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每天带着潘明华在城里野狗一样乱钻，试图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不久，省城解放了，人们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庆祝胜利，当我却一点高兴不起来，那个犯下滔天罪行的间谍就像一片粘在我牙齿上的菜叶，让我浑身不自在，不，这样的形容还轻了，这家伙简直就像长在我身上的毒瘤，不除掉它，我食不甘甜，睡不安稳。
解放了，人们把那个间谍渐渐淡忘，可是我忘不了，因为我发过誓，因为我一闭眼睛，那些惨死的灵魂就成群结队呈现在我面前，虽然他们不会张口说话，但强烈的报仇yù_wàng展现在他们苍白的脸上。因为我一闭眼睛，就像有许多无形的刀片在我面前飞舞，刀刀剜在我的心头。
我常常一个人爬上省城那座海拔最高的象山，爬上那个山头，那里可以俯视省城全貌，我俯视那些火柴盒子一样密密集集的房屋和蚂蚁一样爬行的人群的时候，我就有感觉，那个狗日的一定还躲在哪座房子，躲在哪个人群中，我看不见他，他却时刻注意着我，那副得意的模样，我都可以想象出来。
我被上级任命为公安局长，负责省城的治安，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对那个间谍的搜捕，我甚至把精力和工作重点都放在这里，局里的工作推给了一个副局长。潘明华也被我留在公安局，担任治安科长的职务。
潘明华没有我耐心，多次劝我：“局长，算了，现在太平盛世，那个间谍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再说，这家伙也许早就离开人世，或者随着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没有死，也没有走，他就在离我不远处，幸灾乐祸地看我的热闹。我们就像两个互相较劲的马拉松运动员，不过，他已隐身，是在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