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费明。”我非常不喜欢和别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拗口撇脚。这是妈妈给我起的，想不明白，让人费解。
老董不止一次的问过妈妈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个名字。老董就是董建昌，一个卖花布出身的旧军人，早年做过军阀，1927年时倒向广州革命政府，成为手握一方重兵的大员。国共厮杀时，他出工不出力，对共产党有同情心，蒋介石排斥他，他转而接近桂系，抗战爆发后再度出山。老董深谙政治之道，是个不吃亏的实用主义者，而妈妈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实在弄不清他怎么会成为妈妈的入幕之宾。
他比妈妈大很多，妈妈和老董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不过他和姥爷却很聊得来。彼此看的顺眼，一同喝酒，一块聊天。是呀，他们都做过旧军人，想得简单，活得简单。
我知道老董并不是我爸爸，妈妈让我叫老董叔叔。妈妈从来不提我父亲的事情。费思念，自难忘，这也许是妈妈把对爸爸的念想加诸于我身上了吧。
我伸手去同她握手，她只是看了我一眼表示知道了，并没有理我。那眼里是可惜和冷淡。也许她以为我是国民党，也许他在为我这么年轻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而叹息，又或者是其他的。
侦讯处有五台大功率电报机，全是德国造，属于大战爆发前最后购买的一批。
三台负责监听，两台负责发报。林娥负责监听并主管破译，小陈是林娥的下属，负责发报，她们是共产党。剩下的另外三台由我方负责。我并不想将之称为我方，但我的身份使我们界线明显。
根据国共合作的规定，国府允许共产党在重庆设了代办处，而双方共同组成侦讯机构也是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产加，双方共享情报，协力合作抗战，破译敌方电报。
这里占地并不大，大门口有戒备森严的士兵把守，往来需要通行证。往里是曲径通幽的小道，看得出来是依山而建在半山腰上的，里屋有通信室，监听室，保卫室，休息室，会议室……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机构。
舅舅是这里的负责人，他负责将每天的重要情报向上汇报。我不知道舅舅是怎么做上这个位置，成为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的。他以前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杨立仁是杨家长子，1900年生。下有妹妹杨立华和弟弟杨立青，诸兄妹早年丧母，由其母胞妹，也就是他们的姨母照顾长大。他父亲杨庭鹤早年带过兵，在立宪和共和之争中倾向共和，民国成立时，做过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后因共和失败，辞职还乡。
1924年，全国各地都受到广州革命根据地的进步思想影响，革命活动到处四起，此时湖南醴陵也受到影响。教书先生杨立仁就是其中一位，他时常利用教书的掩护宣讲革命思想…当年春天，在北洋军阀指派下，三省巡阅使要来醴陵巡视督察，反动的警卫队大肆抓捕革命党人。
周世农是广州革命党派到湖南醴陵的代表，他和教书先生杨立仁一直都有联系来往。
他父亲杨廷鹤与巡阅使是故交，是巡阅使来醴陵的宴会受邀座上宾。周世农和他密谋利用其父杨廷鹤与巡阅使的故交之情伺机行刺，杨立仁应允。
杨立仁找出杨廷鹤早年做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时的佩枪，那是一把精致的左个叫刘敏的女人，说着就殷勤的收拾起来。“我看你就坐这里吧，坐我们组长旁边，方便工作。”
我有点尴尬的站着，但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娥和小陈还在忙着手里的工作。
李丽随声符合，赵琪琪搭搭手不知道该不该帮忙。我则默认的坐在了她旁边的位置。
安排好了我，舅舅又去别的办公室转了转，应该是去询问今天的情报工作进展，然后拿去汇报吧。
我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想起了之前学的东西，想帮着做点什么事情。
“那个，同…志。我能帮你看看报文吗？”她此时正在认真的看着一页页秘密麻麻的电文摩尔斯码，这让我来了兴趣，很想瞧瞧鬼子们的电文都是什么样的。
“窃…还同志。我说大外甥…”她的称呼令我有点不高兴，看到我脸色不悦，她连忙改口，”我说小费明啊，同志那是人家那边的叫法。”这个刘敏的话还真多，我虽然不喜欢别人叫我名字，但以后总要一块办事，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她说的很对。我只顾着怎么开口和她说话，便学起了她们那边的叫法，但这很显然不合适。
“林娥。”这是我第一次喊她的名字，”多余的电文能给我看看吗？”说着还做出了伸手的动作。
她这次倒是没有反对，将桌子上已经收好的一张拿给了我，然后又低下头去看电码了。但还是没有和我说话。她低着头看桌子上抄好的电文，背脊微微弓起，撑起的胸部比之前又大了些，原本落在胸前的乌黑秀发，此时悬垂在身体与桌子的空隙处，露出一截白皙的颈部。她一边对着电文，一只手拿着笔在一张白纸上比划着，铅笔尖与纸张摩擦出的沙沙声，如丝弦奏鸣。她有一手漂亮的字迹，就像她现在认真工作的样子，婀娜多姿。
1893年，尼科拉·特斯拉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首次公开展示了无线电通信。这是教官课上教过的东西。出于技术原因，无线电信号传输无法传输文字和字母，因此人们发明了莫尔斯电码，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