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召见时，近卫文磨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闲院宫载仁亲王和畑俊六在裕仁天皇面前表演。
闲院宫载仁亲王和畑俊六匆匆离去后，松之阁里只剩下了裕仁天皇和近卫文磨。一个是日本天皇，一个是内阁首相，两个人竟然感觉无话可说。松之阁里静谧得让人感觉有点诡异。
以前，近卫文磨和裕仁天皇关系极好。要是两个人召对，近卫文磨一般都是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笑语晏晏，君臣二人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
现在情况不同了，侵华恶魔裕仁天皇和近卫文磨都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然之间就有了一种陌生感。
这种陌生感说实话也不是现在突然产生的。
这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各方面都向西欧列强看齐，不过学的有点不伦不类。政治制度也是这样，设有国会，实行内阁负责制。但是国会和内阁头上悬了个天皇，而且这天皇还是日本陆海军的统帅，这事情就麻烦了。
日本国内也曾经开展了长达20年的大正民主运动，要求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阶层的权利，使政党、议会成为政治的中心；实现普选权和妇女参政的权利，扩大人民参加政治的范围。
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说”。
“天皇机关说”是日本著名宪法家美浓部达吉在其《日本国法学》中提出的，他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应归属“主权在民”的民众，天皇只是作为国家这一团体的最高机构，继而他把国家机构分为直接机关和间接机关两大类。直接机关相当于立法、行政机构。其中议会的权力是国民赋予的，因此无需服从天皇的命令。
“民本主义说”是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提出的，它回避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没有直接对抗天皇制，而是通过对“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的解释来宣传其“民本主义”。
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初，日本国内的社会政治一直在天皇制和立宪制、普选权制之间纠结着，加上军部这个怪胎经常制造非宪行为，日本的政坛从指导思想上就是一团糟。一方面是一心要对外扩张、捍卫皇权的军国主义，一方面是要求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争斗的结果全世界都已经看的很清楚了，那就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脱离群众的政党政治遇到一味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一败涂地。
本来，近卫文磨是日本统治阶层各阶层都看好的首相，他的对外扩张政策满足了日本统治阶级各阶层的要求。但是，近卫文磨这个人思想比较复杂，在坚决主张对外扩张的同时，他还梦想着内阁负责制，也就是他说了得算。现在的情况是，一反面他坚决宣扬贯彻“举国一体”、“政战一体”、“国民经济军事化”，为赢得侵华战争费心劳神，另一方面他连内阁都控制不了，有被军部势力架空的危险。上次好不容易把陆相杉杉元、外相广田弘毅踢出了内阁，让畑俊六做了陆相、宇垣一成做了外相、荒木贞夫做了文相，但是这三个人也都不是什么好鸟，很快就和军部势力勾结到了一起，让近卫文磨想通过内阁控制军部、压制军部的梦想完全破裂。
对于裕仁天皇来说，近卫文磨积极推动对外扩张，他是“朕心甚喜”的。但是近卫文磨搞什么政战一体、用内阁来压军部，就有企图染指最高统帅权的嫌疑了。这一点，裕仁天皇从脑子眼里感到厌恶。
还有一点让天皇嫉妒和厌恶的是，近卫文磨身材修长，能言善辩，很受女性欢迎。他有好几个妻子，还和情妇生有孩子。而且也不知道近卫文磨是怎么搞的，他情妇的孩子都能和正妻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相处的还很好。而裕仁天皇贵为神的后裔，竟然只能在良子皇后一张肚皮上驰骋，天照大神显然有点太不公道了。
裕仁天皇开始说话了，问的是近卫文磨对当前支那战事的看法。
这个时候皇宫的女官们已经上来奉茶了。
近卫文磨喝了口茶，想了想，才字斟句酌地说到：“陛下，攻占武汉后，支那战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的总体政策不能变，那就是诱降蒋介石政府，尽快结束支那战事，既要完成全面占领中国的目的，又要把百万大军从支那战事中解放出来。如果蒋介石政府不投降，就充分利用汪精卫，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中央政府，配合我们消灭蒋介石政府。现在的问题是，**、八路军在华北日益坐大，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这样，我们的占领区才能巩固，才能用支那的资源以战养战，支援国内的经济。”
裕仁天皇虽然成天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但是也知道现在日本国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多数企业都在努力完成军部的订单，导致经济畸形发展。这样下去可不好，会影响对战争的支持的。
裕仁天皇此时已经被日军第十四师团、第三十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三师团被全歼搞得怒火中烧，急于报复，恨不得现在就把八路军消灭干净。不过，他为人阴沉，善于伪装，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再说，近卫文磨说的在理，裕仁天皇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下去。
近卫文磨以为天皇很欣赏自己，听的有滋有味，就接着说道：“打仗就是打钱，没有钱粮和武器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