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在川滇边实行改土归流，移内地民众实边推动垦务，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对发展藏区农牧业、手工业、交通邮电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颇有建树。除了对藏区进行收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为西藏带来了一系列新事物。如平治康川道路，敷设川藏电线，雇比利时工程师架设河口钢桥；开办工厂；创设邮局；选派年轻藏人到内地学习工艺；在拉萨建立商品陈列所供藏人参观；编练新军，办陆军学堂和巡警教练所，设步警和马警维持治安；赵尔丰在康区创办学堂六十多所，亲自为其编写课本；还出版发行了藏文白话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印刷厂等。
四川总督锡良对赵尔丰极尽推重之词：
“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后人评说：“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
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也说：“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因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尚秉和《辛亥春秋》一书中也说：“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
在当时，赵尔丰是有名的铁腕人物，如果没有朝廷任命他接任四川总督的电令，后世对他的评价又该是另一番光景了。
话说赵尔丰在打箭炉的行营接到署理四川总督的电令，他着实兴奋了一阵子。
他想，自己从在山西做知县起，到现在打熬了快三十年了，虽然三年前升了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也跟做总督差不多，但长年驻军打箭炉，时不时的就得出兵放马，跟那些反叛的藏人开战，杀人放火也来劲，但有时不说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都不能安安心心地吃顿饭、睡个觉，哪里比得上在成都那种地方当总督呢？再说自己已经六十五了，这种出兵放马的事自己做起来也有些吃力了，而且自己几年前曾署理过川督，可惜后来没能做得成川督，每每想起就难受。
这回去成都虽然仍旧是署理，但他觉得，实任川督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朝廷这个时候让他去署理，那摆明了的就是要用他的铁腕来镇抚四川，他只要镇抚住了四川，川督这个实缺就肯定是他的，而且他希望在解决了四川的问题之后，一定要请求朝廷实施他的“平康三策”，他要尽自己的能力，完成藏区的改土归流，给大清朝建立起牢固的西南边防，这于国于己，都可以说是千古功业了。所以，他真想一抬脚就去成都接印了。
兴奋过后，他又一个人在议事厅里独自徘徊。
他知道，眼下的四川烫手，所以他得找人来参合参合。
想到这里，他向厅外喊道：“来人！”
立即从门跑进来一个亲兵，向他问道：“大帅，有事？”
“去把廖、高、汤三位师爷请来！”
“是！”那个亲兵答应一声，转身就跑出去了。
他只聘了三个师爷，而且这个师爷都是跟了他多年的人了，因跟他出兵放马有功，他都给他们保举了功名，两个是记名知府，一个是记名同知，只要他肯放他们走，这三人都能补上实缺。可是，他不能放他们走，他们早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他一刻也离不了这三个人。他想，等他稳稳地坐上了川督的位子，他就给他们在成都安排实缺，让他们都真正地做做官，而自己需要他们参谋参谋的时候，他们又都能一喊就到。
他的首席师爷是主理文案的，姓廖，名叫廖思乾，字朝元，是个绍兴师爷。这人为人精明，文案做得精细，赵尔丰所有的奏折都出自他的文笔。任何人读他写的奏折都找不出毛病来，所以赵尔丰特别依重他。但是这人的手爪子也伸得长，专一捞钱，所以人们背后都叫他“死要钱”。
第二个也是绍兴师爷，姓高，名叫高达永，字恒生，他是替赵尔丰主理钱粮的。他在赵尔丰手下主理钱粮，是理财的一把好手，钱粮一经他手，就能让上至赵尔丰下到营官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他在赵尔丰那里人缘最好。当然，他自己也落了不少好处。他处世精明，对形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所以赵尔丰对他也非常依重。
第三个是主理刑名的汤师爷，这是个四十出头的四川人，名叫汤怀仁，字思礼。人们背地都叫他“汤坏人”，其实他并不算是个很坏的人，他精通大清刑律，在赵尔丰手下，他分析处理案情是丝丝入扣，不留半点漏洞，执行法令铁面无私，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此人心狠手辣，就给了他那么一个绰号。
不一会儿，廖、高、汤三位师爷就随那个亲兵来到了议事厅。他们一起躬身给赵尔丰行下礼去，说道：：“大帅安好！”
赵尔丰向他们挥挥手，说道：“都起来坐了，有事和你们说。”
三人站起身，向赵尔丰告了坐，又往后退了退，就议事厅上最近的三张椅子坐了。刚一坐下，廖师爷就开口问道：“大帅，要议的是什么事？怎么不见各位副将、参将呢？”
赵尔丰说道：“不关他们的事，所以只叫了你们。刚接到内阁谕令，让我立即起程去成都署理川督，去还是不去，我有点拿不定主意，所以请你们过来议议这事。来，你们说说，我是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