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初刻于川，栽诵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修。︱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栽巳未耍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适橛性疲骸傍栽似缴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栽诵刑煜拢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栽耸且玻欢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lùn_gōng仅亚国藩，栽耸槠涔ψ矗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