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

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

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

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

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

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

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

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

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

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

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

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

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

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

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

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

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

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

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

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

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

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

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

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

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

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

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

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

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我,问我签还是不

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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