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忙,我还有事。”便匆匆跑掉了。

海鸥的班主任具体也不知道择校费的事,但他让我去看黑板报。我走过去时,黑板报前己经围了一大堆人。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2004年全县高中统招分数线》,分数线显示,县一中的分数线是641分,普通高中的分数线竟然比县一中分数线低一百分,有的甚至更低。

如此多的分数差距,实际上也表明了学校整体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差距,我更坚定了让海鸥上县一中的决心。

紧挨着《2004年全县高中统招分数线》的是一张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公告

县一中、县二中统招分数线己划定,凡要求到县一中或县二中择校的学生和家长,可带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到县一中或县二中登记并申请择校,登记申请时间为7月12――19日。逾期不再受理。

请大家相互转告。

县中招办

2006。7。11

以前听说择校费是属于教育乱收费,都是暗中进行,但现在竟公然打印出出为,并以公告形式发放到校园,说明收取择校费是合情合理的了。对于合情合理的事情,我们除了顺应,实在是别无他法。

第二天,我和海鸥便携带报名序列号和准考证号到县一中。这里,也是我的母校。

347。

令我惊喜异常的是,负责县一中招生办的,竟然是我高三时的政治老师时尘杰!

四年前的时尘杰,身材清瘦,头发很短,走路飞快,一副卓尔不群的样子。一上政治课,便侃侃而谈,对国内国际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触及当今社会问题,更是言辞激烈,斗志昂扬。但听深知内情的同学私下说,他大学毕业十多年了,那些和他同时毕业的人,即便没有混入官场,也在各自的岗位上站稳了脚跟。只有他,还是一个藉藉无名的普通老师,原因就在于他的桀骜不驯。

时老师对学生特别好,记得有一天上政治课,我感冒发高烧,昏昏沉沉趴在课桌上睡着了。他看到后,二话不说,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医院,那天还打了点滴,近百元的医药费都是他付的。后来我给他钱,他还把我喝斥了一顿。

我和海鸥找到县一中“中招办”时,正是吃中饭时间,办公室门紧锁着。我们只好在门前等,渴了,就到自来水笼头前喝几口水。

好不容易等到时老师回来,大约是刚刚吃过中饭,他红光满面的,一边走路一边剔着牙齿。和四年前相比,他胖了许多,没有半点当年的棱角,脸上始终笑眯眯的。

他看都没看我们,径自开了门坐到办公桌前,我忙拉着海鸥跟了进去。时老师公事公办道:“你们是来交择校费的吧。”

我笑笑:“时老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04届的杨海燕啊,有一次我感冒了,还是你带我去医院看的呢。”

时老师仔细端详了我一阵子,也惊喜地说:“杨海燕,我记起来了。听说你考上大学没去上,我还为你惋惜了好一阵子呢。没去上大学,后来你做什么去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去东莞打工了。”

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一个老师,这位老师貌不惊人,却长着一个大大的红鼻子。“红鼻子”老师坐在了时老师对面的办公桌前,似笑非笑道:“听说在那边打工的女孩子,都叫打工妹,是吗?”

时老师也恍然大悟:“真没想到你也成一个打工妹了,可惜啦。那么好的一所学校,当时你家摔锅卖铁也要应该让你上的呢。”

“打工妹”这三个字从他们嘴里轻轻吐出来,充满了不屑与蔑视的意味。我心里郁闷得要死,很想质问他们:“打工妹怎么啦?”但想到有求于我,我还是勉强笑笑:“如果摔锅卖铁也凑不齐,并且就算凑齐了,弟弟就得辍学,妈妈就会要饭,我怎么忍心去上学?”

时老师还是问:“不是有贷款吗?”

我苦涩地说:“贫困生要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仅印章就要盖70多个,再说我也不一定够那个资格,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朋友,读了四年大学,申请了四年,却连一次都没贷上;一般贷款呢,必须有比你所需要的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做抵押。我要是有比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我又何必去贷款呢。退一步讲,就算这些条件成立,我还要养家糊口呢。”

时老师终于沉默了,叹了一口气,忽然微笑着说:“你猜猜看,前几天我见到谁了?”

我奇怪地问:“你见到谁了?”

348。

他笑意更浓了:“我见到戚威了,他回来看他奶奶。你知道吗,他和你一年考上的,是北大,现在毕业了,正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发愁呢。”

我“哦”了一声,自愧不如。在我看来,无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出国,都是一般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真想不到还有人为此发愁呢。

戚威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学,也是文革时下放的北京女知青的儿子,北京女知青后来嫁给当地一位稍有头脸的乡干部,那位乡干部官运亨通,直到升任为副县长,戚威也随父母进了县城,是在县一中读的初中。

当年我们镇有几百名学生参加中考,也只有十几个同学考上了县一中。进了县一中知道,我们农村学生的中考分数线,竟然比那些拥有县城户口的同学高了整整一百零一分。

高中三年,戚威表现平平,成绩也一直在中游徘徊,当时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最多只能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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