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阎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丈︱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嚣，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稚璜遣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像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大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占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渭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氵屈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迫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栽俗著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